全营转进的诸项事谊在接下来的六天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不是没有谣言在营中散布，说是太平营把钱粮都装车，这是那些军官准备带着财货逃跑，压根不是打鞑子，而他们这些投奔太平营的老弱妇孺则是要留给清军祸害的。
谣言突然散布，并无预兆，却在情理之中，毕竟太平营现在所做的事看着的确跟逃跑没两样，要不然把东西都装车做什么？
针对谣言，周士相很快就命令前营加强全城的军管，严禁各色人等在营中传播此类谣言，同时严禁各营妇孺相互乱窜，并且定下铁律——造谣者死！
在太平营的强压之下，谣言很快就被限制住，在“造谣者死”和散布谣言者同罪的近乎严苟铁律下，没有人敢轻易去拿脑袋触碰这条铁律是否属实。
百姓是盲目的，但同样也是服从的，没有强力的压制，谣言会产生极其可怕的后果，但在强力面前，谣言却起不到任何作用。时间是谣言天生的敌人，随着时间流逝，谣言也将不攻自破，在此之前，只须加强管制就可。
为了打击造谣者，周士相甚至颁下密告者制度，即若是有人暗中报告有人造谣或是散布谣言，那就可以获得赏赐。这个制度也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有效打击那些心怀不满的造谣者，用得不好，却易让军民离心。但在目前而言，却不必去管利多还是弊多，离考虑这种制度利弊还远着呢，这会去考虑，那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了。
忙得团团转的宋襄公没忘派人暗查是何人散布的谣言，可惜后营近万老弱妇孺，他派出暗查的只是那些肯为太平营所用的原衙门小吏，这帮人跑跑腿办办差还行，可让他们做这打听剌探的活计也真是为难人了。查了两三天，除了抓了几个听信谣言而偷偷和人说的妇孺，真正的造谣者却是一个没有抓住。查不出，这事情只能不了了之的。
事后，宋襄公有些感慨，倘若太平营有一支类似大明锦衣卫或东厂番子的力量存在，无论那些造谣者如何掩饰自己，如何隐藏自己，在番子面前他们也无处可循。因为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伸了手，张了嘴，就定有痕迹可查！
宋襄公的感慨倒提醒了周士相，一直以来他都忙于军队的组建和民政治理，在情报工作上却一点也没有动作。
情报就如同人的双眼，有情报在手，无论军情还是民情都能洞若观火，没有情报，则是盲人摸象了。就好像营中生谣言这事，有专门的情报人员处置此事，自然轻松解决，可派外行的人去办，就两眼摸黑，不知谁是谁，又从何处下口了。
此去香山近千里，沿途大半都是敌占区，必须有一支类似锦衣卫的专门的情报人员负责剌探敌情，不然太平营就要处处被动。当然，锦衣卫是大明皇帝的亲军，周士相这自封的千户肯定不能用，东厂番子名声又不好听，和锦衣卫比更是不能为臣子所用，自然而然，军情司这个机构便出炉了。
军情司是出炉了，可由谁来负责这个部门呢？放眼全营，基本没一个人能适任军情司的重任，不得已，在宋襄公的提议下，周士相将军情司交给了张安。宋襄公举荐矮脚安的原因是这家伙机灵，又会说话。
机灵的确是情报人员的必备素质，可会说话似乎有点不搭边，奈何确是无人可用，周士相自己又不能亲自出任这个情报头子，无奈之下，只能让张安上任。
一头雾水的张安被叫过来后，根本不知道军情司是做什么的，周士相只能将锦衣卫和东厂番子做的事大致和他说了，不想对方听后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我张安也是大好汉子，怎的能做那番子的丑勾当，不做，绝对不做！
不做就不做吧，他偏偏还说了一通当年锦衣卫是如何祸害百姓，东厂番子又是如何狐假虎威，下欺良民上瞒天子什么的，那咬牙切齿的样子就像他张安亲身经历，又亲眼见过似的。
若不是周士相一琢磨，这会已是永历八年，离清军入关都十二年了，崇祯一上台又废除了东厂，把锦衣卫阉得跟只鸡似的，崇祯一朝十七年，厂卫的威风压根不存在，这一算就是29年了，而张安今年不过28岁，他到哪体验厂卫的坏，又在哪听说厂卫的不好呢？
宋襄公毕竟见过世面，针对张安的话在旁边嘀咕了声：“若不是厂卫皆废，孝烈皇帝不定吊死呢。”
孝烈皇帝自然是崇祯皇帝了，孝烈是弘光朝给上的谥号，清廷那边也上过，不过叫庄烈。这会清廷虽占了大半江山，可南明依旧在，所以在南方，人们还是以孝烈皇帝称呼这位刚强的皇帝。
孝烈皇帝的死和废除厂卫有什么直接关系，周士相不想问，他不是史学家，不想弄清这中间的因果关系，他只知道必须让张安这小子上任，不然这军情司就是刚出生就咯屁了。
在周士相的喝骂下，张安一万个不愿意的接下了军情司大使的“重任”，上任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马上到德庆去，无论花多少银子都要想办法弄清肇庆、广州两府清军的驻防力量。同时想办法联络潜藏在两府的秘密反清人士，以争取太平营过境时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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