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潘洁颖的启发，第二天回到公司，顾诚就把CFO柳倩找来，问了一番新形势下避税的问题。
柳倩开始的时候一愣，因为完全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地方。
“外资本来就是三免五减半，而且历年亏损有5年延期抵扣，你怕啥？”
历史上，华夏的《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公布是在2007年底，2008年初实施。
所以顾诚眼下这个时空，这部法律还没有系统化，只有一堆零散的部门规章。比如顾诚未来数年会涉及到的“往年亏损抵扣来年盈利”等方面，就只能依据税务总局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等等规章、条例（08年《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后，这个条例10年作废了。）
因此柳倩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事儿没什么好担心的。
顾诚并不是非常懂法，他只是历史经验丰富，知道七八年后当各种补贴烧钱砸市场的公司，都选择了一定的境外注册运营避税。所以被柳倩这个专业人士一问，他也有些迷糊。
咨询了一番之后，他终于发现问题在哪儿了。
国内眼下虽然也允许历年亏损抵扣来年盈利——这是一种非常进步的制度，只有对创新企业招商非常优惠的国家才会采取，地球上这么干的国家并不多，比如米国人那边，联邦税就不许这么抵扣，地方的州税要看各州法律。
但是国内对于抵扣项的比例是有非常严格、狭隘的界定的。比如广告和营销费用不能超过企业总成本的8%，研发不得超过多少，每一项都有严格规定。超过这个占比，就不让计入历年抵扣了。
而顾诚要做的补贴烧市场的生意，或者搞新的内容分发硬件平台的研发，各方面的比例就非常容易超标——有可能他花1亿出去，5000万都是广告费或者营销推广费，按照国内的法律，只有800万能计入‘用于抵消未来5年内的盈利免征额’，剩下4200万是不能攒的。
（其实这段不想写的，但是有人本章说留言质疑了，只好害大家都花钱多看800字）
搞明白这一点之后，柳倩才揣摩到了顾诚的真实意思。
“我记得有这种对烧钱公司特别优惠的国家，我去了解一下。”
两天之后，柳倩给了回复：
“去瑞典，或者芬兰，允许历年亏损抵扣，而且对广告费和研发费用这些占比完全没有限制。如果真有你说的那种‘准备先烧钱亏三五年、将来再慢慢赚’的生意，可以搬到那里去，不过走入正轨之后，那边的税率还是比较高的，28%呢。”
听了柳倩的专业意见，顾诚眼前一亮，仔细审了一遍柳倩给出的草案、以及法律依据，然后恍然大悟：
怪不得平行时空的网络音乐平台Sponify会放到瑞典！原来是瑞典法律对于那些费用的烧钱比例毫无限制、同时又允许历年亏损抵扣！
Sponify可是后世全球两大正版数字音乐平台之一，和苹果的Itunelala平台不相伯仲。
但要知道后者是有IPODIPHONE的硬件体系支持的，IPOD和IPHONE有好多年都不让从其他盗版渠道下载音乐到手机MP3里。所以如果撇开硬件的盘外因素、真刀真枪直接拼软件平台的经营实力的话，Sponify绝对是全球最顶尖的智能手机时代数字音乐平台。
而Sponify就是在瑞典厮混了好多年，一开始烧烧烧、斥巨资问全球各大音像发行公司唱片公司买正版的数字音乐版权，然后廉价给包月用户下载，营销打折费用巨亏。等多年之后慢慢再盈利回来、借着瑞典的所得税法对历年亏损抵扣的特别宽容，赚钱后依然不纳税。
最后，等历年亏损额抵扣完、年限到了，Sponify屁股一拍，从瑞典跑路去别的国家了。
再按照这个套路想下去，如果欧洲人有滴滴优步饿了么这种烧钱补贴的APP战争，那绝壁放在这种国家是最划算的。因为抵扣组成毫无限制。
“历史如此发展，果然是有其道理。”顾诚微微颔首，一看到柳倩推荐瑞典时，他就想到了Sponify的案例，倒果推因豁然贯通。
由此推而广之，瑞典人和芬兰人这些区区五百万人口的效果，却能出爱立信诺基亚这些高科技巨头，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诺贝尔到博福斯到SKF，只怕都从这种向创新型经济倾斜的政策里面受益不少。
毕竟，任何高科技的或者新商业模式的创新，都伴随着最初几年的研发、试错巨亏。如果这些钱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100%将来都算作免税抵扣，对于创新者而言肯定要畏首畏尾。
“那为什么国内的抵扣税制不按照这种套路设计呢？”扼腕之余，顾诚忍不住想到这么一个问题。
柳倩显然是做过了功课才来汇报的，所以对这个问题胸有成竹：“国内吸引外资也好，吸引本国投资也好，最重要的目的是保就业，当然要对亏损抵扣进行成分限定了——在华夏，国家能够容忍的、导致将来少缴税的亏损，只能是多促进就业、多制造岗位的亏损。
烧广告费烧高科技，都不是能制造大批量低等劳动力就业岗位的支出。一个明星代言人或者一个国际接轨的高端科研人员花掉的亏损，也许要雇佣几百个低端劳动力才能花掉。如果国内也学那种不设抵扣成分限制的企业所得税制，那外资就不热衷于多制造就业岗位了——那我们今天在国内看到的就是跟阿三一样，软件业很发达，但是劳动密集型的投资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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