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就在王冲的脑子里，但他就如看天书，听了顾丰的解说，才总算拿到开门的钥匙。
易学的基础是占卜，上古之人占卜先是烧乌龟壳，根据烧出来的裂纹作预测，巫祝为此总结出了一套“裂纹成像”的规则，用来解释各种卜象。之后又发展出了用蓍草占卜，将裂纹之像化为数字，前者为象，后者为数，渐渐统一到了《周易》上。
《周易》实际就是一本算卦手册，当你算得什么卦时，在书里去找对应的卦辞解读吉凶祸福。算卦的过程庞杂而繁复，江湖相术的重点正在于此，但易学的重点不在这个环节。一般而言，算卦主要用蓍草，简算也可用铜钱，总而言之，目的是获得两个数字。【1】
这两个数字各自对应八卦之一，所以要取八的余数。例如9和10，取余数为1和2，按照八卦卦序，乾一兑二离散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就得到了外卦和内卦，也即乾、兑。外卦在上，内卦在下，这就得到了一个复卦，也即周易第10卦，履卦，卦名为天泽履【2】。
光有这一卦还不行，还需要一个数字，获得变卦。这个数字怎么获得，算法也各有不同，但核心与最初获得的两个数字有关，再取6的余数。例如最简单的是9和10相加，取6余数为1。
要谈变卦，就要谈爻，每个单卦是三横构成，每一横就是一爻。一长为阳爻，也称九，两短为阴爻，也称六。复卦是两卦构成，就有六爻。每爻的位置也各有名，从下往上数，分别是初、二、三、四、五、上【3】。
所谓变卦，就是变爻而得的新卦。例如得余数1，那么就在初爻的位置变卦。如果是阳爻则变作阴爻，阴爻则变作阳爻。
这么一来，就能大致解读周易了。最初获得的复卦有卦辞，例如天泽履，卦辞是“履虎尾，不咥人，亨”，而变卦在初九爻，则有爻辞“初九，素履，往无咎”。
周易不仅有卦辞和爻辞，每条卦辞还附有《彖》、《象》、《系辞》，此外还有《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总称为《十翼》，据说是孔子所著。
大多数人都以易测命，占卜吉凶，而对儒士来说，易就是一门学问。巫祝时代虽早已落幕，但对君权和人心的影响力却散布到了天文、星相、史官等领域，而基于周易所立的吉凶祸福预测观念更深入到了方方面面，大军出征前都要搞搞占卜的形式。
这一套传统绵延下来，在王冲看来，周易几乎就如《圣经》一般，对人心的影响根深蒂固，以至于办什么大事，不在周易里找到理论依据，就难以立足。
随着儒学兴盛，周易渐渐被儒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十翼》托孔子之名，借周易谈立身处世，谈君子之德，这就给后世儒士借周易谈治国，谈天下，谈性命道德留下了接口。
“易本系于象数，转为义理，自扬雄而始，扬雄，成都人！”
作为蜀人，顾丰当然着力推崇蜀人，可听顾丰细谈，王冲也起了自豪之感，扬雄的确是牛人。在扬雄之前，搞周易的都是玩玄而又玄的象数之易。用顾丰的话说，象数之易就是鬼神之道，企图借周易的象数解天地玄机，握吉凶祸福于手，易相就是这么来的。
而扬雄得其师，成都人严君平的启发，引儒学入易，自创《太玄经》，借周易大谈儒家义理。《太玄经》自创了一套体系，将类似周易的卦象卦辞与时日对应，阐述天地变幻间所蕴的儒理，这就为易学义理派搭起了骨架。
扬雄之后，再有王弼引义理入易，但因儒学始终未昌，汉儒尊春秋，唐儒埋首经学，易学义理派也始终难见起色。
到了宋时，儒出寒门，天下皆士，儒学大发展，不仅易学的春天来了，易学义理派也骤然崛起。大儒安定先生胡瑗有言“夫大易之道至广而至大，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这话就将易学定义为人道治世之基，义理之学。
以胡瑗、孙复、李覯“宋初三先生”以及范仲淹和欧阳修为代表，易学义理派在庆历年代就已蓬勃兴起。而后的张载、二程、三苏、司马光、王安石都把易学当作了阐述自己学术的舞台，谁不治易，谁就无才，更谈不上立论。
听顾丰简要回顾了易学发展史，王冲就有感觉，以前只知宋儒是“六经注我”，具体如何，不甚了了。现在来看，易学上宋儒“周易注我”就是鲜明写照。
“义理之易，各有所解，各说纷纭，但都托于象数之辨。若是没有象数的基础，就理解不到各说的真意，因此象数之易也不可忽视。”
顾丰果然是杂学，又谈起了象数之易。
“若论象数之易，蜀人也当称雄。程伊川说易学在蜀，这个易学更多是指象数之易。传河图洛书和先天图、太极图的陈抟，也是蜀人！”
就如顾丰之前所言，义理之易是借周易抒发自己所主张的义理，是“周易注我”。而象数之易则是“我注周易”，企图自周易八卦中寻得象数之理，由此窥破天地玄机。因此易学的象数派对周易本身研究更为透彻，要学易，至少也要在象数上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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