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在河南的这次大举移民，顺利的难予想象，除了李际遇因贪图唐军手中的大米，自作聪明想用灾民从唐军手中得到大米，给唐军造成了一点麻烦外，其它没有碰到官军的一兵一卒，唐军派军护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和当地官府的暗中支持也分不开。
大灾之年，官府都提心吊胆，生怕灾民作乱，如今有人要把这乱源牵走，他们支持还来不及，又怎会捣乱，所以李岩率义军走后，河南巡抚李仙风额首相庆，不失时机的派兵收复了归德府，各地官府对灾民也毫不拦阻，甚至鼓励灾民们自行往唐军领地而去。在李岩和唐军走后，灾民还能陆续到达湖北。
朝庭虽然对唐军迁移灾民猛泼污水，说唐军是沽名钓益，居心叵测，可是百姓却不会管唐军是不是居心叵测，他们都已挣扎在死亡边沿，只有唐军才会放粮，不向湖北去又向哪去，何况朝庭也只是口头上嚷嚷，实际上对河南官府的做法也不闻不问，河南早已交不上税收，朝庭也不指望他们的赋税，走了更好，他们的良田，房屋就留给了官府，一旦灾情缓过来，这些又能重新卖钱。
事实上朝庭的重臣对唐军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迁移上百万本属朝庭境内的灾民，都是庆幸不已，此举不但耗费了唐军大量的实力，而且使朝庭不必为河南一省的灾民操心，最妙的唐军还不要河南的土地。
唯一令朝庭不满的就是唐军竟然将东北全境拿下，而且将灾民全部移往东北，一旦东北在唐军手里稳固下来，朝庭将处在唐军的整个包围圈中，京师更是直接处于唐军东西两百
面的威胁下。
崇祯不是没有想过命令祖大寿，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把沈阳从唐军手里夺回来，只是关宁军一张口要的军费就是数百万两银子，让崇祯半天说不出话来。
其实关宁铁骑虽然击败了满人，但此时也最是难过，从锦州到山海关六百里地，无数的辽东居民幸苦种出的粮食毁于一旦，数十万居民死于非命，宁远，锦州都成了一片废墟，要想重建辽东，数百万金银必不可少，实际上，就是朝庭能够马上拿出这么多银子来，关宁军也不能立刻作战，毕竟，辽东还有数十万家园被毁的居民要安抚，关宁军又如何能抽出身来，反而要时时刻担心沈阳的唐军南下。
崇祯只了祖大寿等人的奏报只得作罢，他不能把银子都花费在辽东上面，因为杨嗣昌提出了一个让他更为动心的计划，可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杨嗣昌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
崇祯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无论是唐军，还是张贼，都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从各地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七百万两白银，广东，福建各贡献了一百五十万两，其余四百万余两，广西加征五十万两，云贵两省共加征五十万两，浙江一百万两，直隶一百五十万两，山东五十万两，河北五十万两。
广东，福建两省拿出一百五十万两那是绰绰有余，可是无论周家也好，郑家也好，拿出银子都不痛快，他们都知道要让皇帝认为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拿出来，那下次皇帝的胃口就会更大，只是拖拖拉拉，到了年底才交齐。
不过，崇祯还是对二个封疆大吏宠爱有加，认为他们生财有道，随着朝庭失去了湖广，四川，广东，福建的收入几乎占了朝庭的三分之一，从这次杨嗣昌练饷的加派就可以看出来，七百五十万两银子，两省占了三百万。
不过，其它各省的银子就不好收了，云南，贵州，广西本身穷，拿出五十万已是极限，好呆还是拿了出来，只是一向富裕的直隶却连广东，福建也比不上，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最后征收一百万两银子不到。
山东本来是富裕之地，可是当年耿仲明，尚可喜的叛乱让山东多处成为一片废墟，如今还没有恢复元气，连五十万两银子也难拿出。
崇祯大怒，一连将直隶，浙江、山东布政使朱之臣、姚永济、曾道唯，苏州知府陈洪谧，扬州知府韩文镜，淮安知府周光夏，夺官视事，勒限完复，加派输纳事例，各地的加派总算完成。
早在杨嗣昌要加征时，温体仁就大声反对，他提出的理由冠冕堂皇，百姓困苦已久，再加征，朝庭会民心尽失。事实上温体仁反对加征，绝不是他表面上的大义凛然，而是另有算盘。
温体仁早就对杨嗣昌不满，杨嗣昌虽然是兵部尚书，但因得帝宠，屡屡越过他，单独与皇帝密谈，只要定下来，马上发布，有时朝臣传得纷纷扬扬的事，最后才传到温体仁耳中，让温体仁这个首府颜面尽失。
首辅的反对，让各派官员纷纷加了进来，其实随着朝庭的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崇祯多次要加征饷银，以便筹及军费剿寇抚虏，只是每次加饷大臣们都群起反对，以博得敢言的名声，除了三饷，辽饷外，崇祯其它加饷都因朝臣的群起反对而作罢，三饷和辽饷加征时，都以苦吾民一年，贼灭即停征，才勉强通过，只是贼越灭越多，三饷就只能一年一年的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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