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宁所处的世界以及原来的历史时间轴上，在1757年9月，道格拉斯都曾经亲子拜访华沙，同德勃格利伯爵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企图说服他，为了保卫法国在东欧的权益，必须彻底改变行动方针。
《凡尔赛条约》使法、俄、奥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就必须切断同旧盟友土耳其以及波兰的联系。既然有了俄国这么强大的盟友，对这两个小国又有何惧。道格拉斯和洛必达侯爵都坚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消除叶卡捷琳娜的敌意，还能得到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支持，他在俄国开展着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亲俄计划，只要德勃格利伯爵站在俄国这边，波尼亚托夫斯基自然就会成为他的盟友。
但德勃格利伯爵根本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至于那些想给他指明方向的人，其实他们自己在很多问题上也看不清方向。法国主理外交事务的人不仅有路易十五背后那些知道一切内幕的匿名人士，还有皮埃尔神父、舒瓦瑟尔等正式官员，他们反而想要调和一些最难以调和的矛盾。例如，改变制度但不改变原则，与俄国联盟对抗公敌但也与土耳其、波兰、瑞典等旧盟友保持联系，心里想着将来，行动却忠于过去——其实就当时的国家制度和民族感情来说，他们其实并不能从1756年的外交革命当中，立刻完成立场的转变和旧盟友之间的紧密联系，牵扯到许多贵族的利益，远不是国王想要改变就能够改变的。所以从基本面上来讲，如果这两派人存在任何意见上的分歧，那也仅仅是限度和程度上的问题。尽管这两派人物在外在形式的差异上，曾经带着剧烈的矛盾，而且，从过高的过于形而上学的角度去将双方的矛盾定性为仅在限度和程度上的问题，是罔顾了许多客观利益和客观诉求的，这种情况之下，不知有多少人会受到伤害和无辜的波及，这远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该考虑的东西。
但历史的争论者们仍然试图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去解析当时的局势，因此他们有了这样的结论：一方面，他们将俄国看成无法与之达成任何协议的野蛮国家，甚至认为俄国应该归于亚洲；另一方面，他们又倾向于将这个由彼得大帝创造出来的强大帝国纳入自己的阵营，即便是一个不甚理想的盟友，也是一个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且将来也是他们必须依靠的盟友。法国必须重视这个国家，可以适当让步，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在维斯瓦河做出让步——这意味着大幅度的出卖波兰人的利益。但两派都一致同意这种让步要有底线。至于德勃格利伯爵，他长期居住在波兰，已经将波兰利益同法国利益视为一体，更重要的是将其同波兰某个党派视为一体，这个党派正好反对俄国以及亲俄的恰尔托雷斯基家族。
10月，波兰国王向波兰大使秘密发出一封正式指令，召回波尼亚托夫斯基。洛必达侯爵向皮埃尔神父写道：“波尼亚托夫斯基被召回了，但我们的行动必须继续……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一定会引起别斯图热夫和大公夫妇的不满……我必须告诉您，德勃格利伯爵在这件事上太过积极，在他看来，反对波尼亚托夫斯基和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是对自己党派应尽的义务。”总之，洛必达认为德勃格利“一贯目中无人，对同事太过傲慢，他就是一个外使，却每次都拿自己当外交官。”在同僚眼中，这位威风的外交官还开了不恰当的玩笑，因为他写信给迪昂说：“您或许觉得我们召回波尼亚托夫斯基很奇怪，但请他火速回来，我很想见见他，以便祝贺他在对外谈判中取得的成功。”
不过，波尼亚托夫斯基没有离开。他假装卧病在床，周复一周，月复一月，迟迟未辞行。这时发生了一件改变欧洲战场局势的事情——罗斯巴赫战役。战争之前，法国在波兰和俄国说话都是很有威信的，至少是受到尊重的，但是现在法国却不得不降低身份。
法国那边不再强制召回波尼亚托夫斯基。别斯图热夫提醒叶卡捷琳娜这是波兰国王的首相传达的命令。叶卡捷琳娜冷冷地说：“看来波兰首相就算丢了饭碗也要使您高兴。”别斯图热夫则表明他必须捍卫自己的地位。叶卡捷琳娜说道：“如果您能遵照我的吩咐，没有人敢动您。”从她这番话可见，法国的势头过去之后，俄国明显占了上风，叶卡捷琳娜也渐渐具备了未来女皇的风范。
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波兰国王的首相布吕尔确实在取悦别斯图热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收到诏命留守俄国，一切回到原轨。洛必达侯爵失去了影响力，无意再在这样的局势中挣扎。他也不想力挽狂澜，甚至都不愿尝试着挽回同大公夫妇的关系，在他眼里只能看到“一片充满暗礁的波涛汹涌的海面”。
海宁的感觉其实和这位侯爵大人也大同小异，波尼亚托夫斯基寻找了那么多的借口只为留在俄国，如果说他们有别的企图和阴谋，海宁是万万不肯相信的。为此他必须积极主动的采取所有可以想到的措施，将这位该死的王子殿下赶回他的国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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