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着这样的想法，阿桂接下来的表现，自然就不像之前那样活跃了，反倒是那几个普鲁士的雇佣兵，一个劲的拉着她们喝酒。
林奈和布封两人的酒量，虽然勉强还有瑞典人和法国佬的水平，站在一群视酒如命的德意志疯子面前，他们也不可能不败下阵来。
反倒是阿桂那边频频以有任务在身为名，不肯每一次都把杯中之酒全部饮尽，这自然引来了一阵轻笑。但他却用这种看似不光彩的手段保持了最后的清醒，并顺利的将那两位学者送回了他们的住处，至于那群普鲁士的雇佣兵，早就已经醉倒在酒馆老板的昂贵地毯上了。
那地毯看上去虽然是批量产物，但后来也是从波斯放开来的，售价应该不菲。那群人的薪资也不知道够不够赔偿店老板的损失。
不过，那是他们那帮酒鬼应该付出的代价。
即便是阿桂这种酒量还可以的，在那群蠢货面前竟然都显现未能全身而退，可见这群人对酒精的痴狂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即便是已经离开了那家小酒馆，阿贵的心中也依然充斥着愤愤不平，每一个被人拉去灌酒的家伙都容易产生这样的心态。但对于阿桂来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耽误事了，他不得不用休息半天多的时间来换回精神正常的自己，而这半天多的时间，原本是可以用来思考他那个问题的。
如何才能冠冕堂皇而且不露痕迹的完成准备工作呢？
这是个问题。
人类这种贪婪的动物之所以如此卑劣成性，为的往往是解决生存下去的问题，这是他们在祖先时代就要忙碌的东西，所以这种贪婪和卑劣也留存在了他们的遗传物质当中，即便他们后天在主观上极力克制，也无法从根本上进行避免，因为那和许多生存技能一样，是祖先的恩赐。
就在阿桂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之时，四九城里的乾隆皇帝也没有放弃，在棉纺织业当中维护大清利益的想法。
随着报纸等舆论工具的不断出现，环球集团的某些理念也已经逐渐走入人心。全球化交易的浪潮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启，毕竟交通手段仍然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限制条件之一，但乾隆皇帝即便是出于最基本的贪婪，也不会放过这个赚钱的大好机会。
更何况，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的封建君主，他深刻的知道种植棉花会对粮食价格产生怎样的影响，虽然不一定会像阿桂所说的那样出现大批量的饥荒，但对一个肝壁自用的完美主义者来说，任何社会层面的动荡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他真的曾经设想过，药用棉纺织的海外贸易利润去弥补粮食价格带给那些草民们的威胁，不过这样以来，一套全新的体制恐怕就要建立起来，而这样的大工程，对于正在忙活平准战争的乾隆皇帝来说，显然是太浪费时间了。
考虑到这些因素，乾隆皇帝觉得，他最好去找个熟手来处理这些事情。可是康熙时代的那些织造衙门，在雍正皇帝上台之后就有许多遭到了清算，如今能够留给他乾隆的人手，哪里又有那么充分？
何况他们原本就有着一定数量的海上贸易，再加上环球集团带给他们的新份额，整个大厅的织造衙门体系早就已经在迅速扩张之中了，一些雍正时期的老人以及他们的子嗣甚至都被启用了，这种时候又哪里来的人手去满足这些新的要求？
思来想去，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推翻皇阿玛雍正皇帝的某些决定，准备将康熙时期那些织造衙门的儿郎子孙们重新编组起来，看看他们手上有没有祖先留给他们的某些祖传秘技。
想到这里他立刻安排人手，去搜罗那些如今已经散落在天南地北的富家公子们。
说起富家公子这个标准，曹雪芹是肯定不够格的。
他在朋友们的眼中，是一个“身胖，头广而色黑”（裕瑞《枣窗闲笔》）的家伙。而且性格傲岸，豪放不羁，嗜酒如命。为数不多能够拿得出手并足以彰显家族底蕴的品质，大概是才气纵横，善谈吐，能诗善画。同时代的敦诚说他“诗笔有奇气”（《四松堂集·赠曹芹圃》），“诗胆昔如铁”（同上），把他比作唐代诗人李贺。但他的诗仅存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单单是从“应、“定””这两个字来看，曹雪芹的胆气应该是很足的。只是当他在这个基本生活物资都得靠赊账的年月里，突然接到一个从天而降的巨大任务之时，再怎样豪迈的胆气，也无法阻止他在心中泛起了嘀咕。
自从1727年，也就是《恰克图条约》签署那一年之后，他们的曹家就远离了曾经的富贵繁华。雍正皇帝上台之后，用了五年的时间来收拾各种不听话的狗奴才，他的父亲曹颙，作为曾经康熙的狗奴才曹寅的长子，并没有因为祖先的因病而幸免于难，而是最终落到了一个获罪革职下场。第二年，他们全家就被官府查抄，之后，曹雪芹不得不跟随全家迁回北京。曹家也从此一蹶不振，
算起来，那些事情距离现在的1756年，也已经有二十八年的光阴了。二十八年的时间，足够1729年出生的叶卡捷琳娜成为一位成熟的母亲，也足够1730年的腓特烈从试图逃离父亲魔掌的冲动少年，变成整个欧洲最为为之恐惧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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