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斯年在金属车轮碾压铁轨的震动声里，轻声念着课本上的诗词。
“这句诗，说的正是‘衣冠南渡’，”何未道，“历史上有数次北方士大夫，还有学子们的南迁，都是因为外族入侵，或是战乱。”
斯年细品“衣冠南渡”四字。
车厢门突然被扣响，陪坐的军官走过去，把车门推开一条缝隙，和门外人低语数句，回身，低声道：“京汉火车站到了。”
“是武汉到了吗？”斯年小声问。
“对，是武汉。”她答。
武汉，她从未来过。
全民抗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南京政府从10月底开始往武汉迁移，四大银行和各国驻华大使也先后迁至武汉。江城成为战时政治、经济的中枢。
同一时间，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各界人士，全都汇聚在了这个九省通衢。
这趟南下的列车上，不止有军官、企业家，还有文艺界的名人、报业先驱和背井离乡的流亡学生。隔着一道门，已闻隔壁车厢的喧嚣。尤以年轻人们亢奋收整行囊、争相下车的言语对话最清晰。
斯年仿佛被感染，迫不及待地把课本塞进书包。
虽何未没讲，但小女孩冥冥中感觉到，在武汉能见到阔别已久的父亲，还有从出生就被藏在香港长大的弟弟……
“弟弟会叫姐姐了吗？”她小声问，背上书包。
何未轻点头：“会叫了，会背诵的诗词，比你小时候要多。”
他们随人流下车。
京汉火车站始建于清光绪年，是当年第一条长铁路的南端终点站。何未幼时，二叔南下，她问，这一趟要去哪？二叔在正阳门站台上，朝南指，讲说：到这条铁路的最南处。
如今，她算是亲眼见到了这座法式建筑。
她牵着斯年的手，自车站正门走出。石门正上方，有一只展翅的苍鹰，俯瞰人海。
人头攒动的车站外，何知妡一身天青色儒衫长裤，长发被绑成一个大辫子，垂在身后。她负手而立，于一辆黑色轿车旁，遥望何未和斯年。
斯年几步跑过去，拥住何知妡的腰，闷声道：“七姑奶奶。”
何知妡不禁笑，摸着女娃娃的头发，吩咐两江航运办事处的人为何未一行人搬运行李。她同何未大略讲了，长江沿岸码头的运卸货和客流情况，待坐到车上，才认真盯着何未的眉眼看：“此一时，我又与上一回见大不同了吧？年年岁岁催人老啊。”
何未一怔，瞧见七姑姑已显疲态的眉眼，莫名想到离开北平前，在京郊的某个小院子见到的那位祝先生：“有一位先生，被日本人几次登门拜访，想请他出山。他说，只想种菜，不愿再披挂登台。”
七姑姑也是一怔，随即笑。
“他可是唱樊梨花的人，”何知妡轻声道，“怎会为日本人披挂？”
樊梨花，昔日征西兵马大元帅，凭借一柄九凤朝阳刀，平定西北边患的巾帼英雄。
“我问他，可有话给你。”
何知妡笑着说：“你倒是好，一见面便提旧人。”
“祝先生喝了半盏茶，说，问问她，白日里可好。”
何知妡默了半晌，难得露出小女儿的一面，目光下行，忆起少时：两人学艺，师父不同，练功辛苦，能见的机会不多，每每在院子的回廊里碰上都天黑了，祝谦怀都尽量在女妆下保持着男儿本色，腰杆笔直，盯着她瞧两眼，讷讷问句：白日里……可好？
轿车在路上行驶，车后座有着片刻的安静。
何未不愿惊扰姑姑，握着手袋，隔着珍珠刺绣的软布，像能摸到那张纸。那是一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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