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刘盈这一连串稍待责备，甚至隐隐带有些许苛责的话语，萧何面上神情不由嗡时一滞。
不等萧何开口辩解，就见刘盈似有所感般眯起眼，望向萧何的目光中，竟已是带上些许冷意！
“哦······”
“孤知道了。”
面色晦暗的道出此语，就见刘盈面色不由又是一沉。
“孤所驱之少府官奴三万，萧相拒拨粮米以为食。”
“然长陵，当亦得筑建帝陵之官奴数万啊？”
“筑建帝陵之官奴，萧相断是不敢拒拨粮米，以误帝陵筑建事······”
“如此说来······”
说到这里，刘盈的面容之上，终是出现一抹恼怒之色。
“莫非萧相以为，父皇不可欺，孤便是可欺的？！！”
“又或吾汉家之国本，非民耕农、水利事，而乃帝陵筑建事！！！”
冷不丁两声轻呵，就见刘盈猛的一拂袖，从座位上直起身，面上神情分明在告诉萧何：这事儿，要是不给孤个交代，孤，就给你一个交代！
刘盈这番突如其来的强势，显然有些出乎了萧何的预料。
——汉之国本，究竟是农耕、水利，还是帝陵？
从客观角度来说，这两个说法，其实都对。
因为自国祚鼎立，天子刘邦坐上那至尊之位时起，汉之国本，就有这么两种说法。
一曰：农为本，商为末。
二曰：关中为本，关东为末。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无论是有关水利的事，还是关系到帝陵的事，其实都是‘国本’。
水利自是不用多说，一句‘农者，国之大事；水利者，农之大事’，便足以道明。
而帝陵的建造，如果放在后世的那些时代，自然是理论上的‘天下头等大事’，实际上的面子工程。
但在以帝陵配合着陵邑制度，从关东地方噶韭菜般，将地方豪杰强制迁入关中，以达到‘强本弱末’之目的，从而达成高度中央集权的汉室，即便是在现实意义上来说，帝陵的建造，也同样是关乎社稷安稳的头等大事！
在后世，为何总会有‘历朝历代皆有世家，唯西汉无’的说法？
——就是因为西汉帝王凭借一个陵邑制度，孜孜不倦的将地方豪强，在其刚出现世家雏形的时候迁入关中，以天子之威亲自镇压！
那西汉的落寞，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此事在后世，可谓是众说纷纭。
有说外戚擅权，有说后宫干政，有说奸宦乱国，还有人，将这口锅扣在了儒家的头上。
但归根结底，西汉王朝的根基真正被动摇，并不可逆转的狂奔向灭亡，恰恰是由于史册之上，相当不起眼的一行小字。
——永光四年，元帝奭筹建寿陵，废陵邑制！
而这个以‘徒废钱粮，不合孔儒之道’为由，一举废黜陵邑制度的汉元帝刘奭，便是汉中宗孝宣皇帝：刘询之子。
没错，正是那个被刘询斥言‘乱吾家者，必太子也’的腐儒皇帝。
陵邑制度一废，地方势力自是彻底坐大。
自元帝刘奭废除陵邑制度的永光四年（前40年），到汉光武帝刘秀继位九五，光复汉室的更始帝二十五年（25年），不过短短六十五年的时间，在西汉初期头都抬不起来，连丝绸做的衣服都不能穿、连马车都不能做的地方豪强巨贾，便成长到了宗室刘秀想要中兴汉室，都需要仰赖地方豪强势力相助的地步。
毫不夸张的说：陵邑制度，就是西汉王朝的根基！
只要有陵邑制度在，那刘汉天子目光所及，便绝对不会出现阻挠中央集权的地方势力！
而在刚开国不过五年，陵邑制度才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现如今，帝陵的建造之事，绝对称得上一句‘朝堂之首重，社稷之根基’！
但问题就在于：作为丞相，萧何绝对不能说出‘帝陵比农耕重要’这种话······
原因很简单。
——农为国本，是如今汉室，乃至过往千百年，为华夏大地所公认的普世价值。
而陵邑制度，算是刘汉社稷难得一见的‘新汤新药’。
虽然在朝堂之上，陵邑制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正确性，但也还暂时无法大肆宣扬。
原因很简单：陵邑制度的核心价值，便是‘关中为本，关东为末’。
可这话要是堂而皇之说出去，让关东百姓怎么想？
让关东那些个刘氏宗亲诸侯，尤其是那些正在叛乱，或即将叛乱的异姓诸侯怎么想？
简单来说，农为国本，这是整个天下公认的普世价值，绝对挑不出错。
而‘关中为国本’‘以陵邑之制强本弱末’，虽然正确，但只能私下里做，暂时还不能堂而皇之的挂在嘴边。
这样一来，作为开国第一侯，又是礼绝百僚的大汉第一相，萧何就务必保证：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符合‘农为国本，商为末’的普世价值。
至于‘陵邑用于强本弱末，于农耕同为国本’这种话，天子刘邦可以在没有百姓的地方，私下同臣子说一说。
身为太子储君的刘盈，也可以在自家母族亲眷、心腹党羽面前浅尝遏止，稍提一嘴‘父皇行强本弱末之策，以固国本’之类。
或许在数十年后，关东再无异姓诸侯之时，后世的刘汉天子，便可以大咧咧说出‘关中为国本’这种话。
但作为丞相，尤其是大汉第一任丞相，在关东尚有数家异姓诸侯的现如今，这个话，萧何是万万不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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