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不是那些有钱、但是实力不足的大骑士团。所以，法国没办法使用“不能解决债务问题，那就把债主解决掉”的办法。
故而既是要问大顺借钱，那么拿出来财政改革方案，也是合理的。毕竟从现在来看，法国的财政有大问题，借了钱是还不上的。
这和纸币时代很不同，纸币时代，最极端的方式，可以学一战后的德国，纸币大贬值，赔款爱咋咋地。
现在是金银贵金属时代，日本的白银，南美的白银，那至于云南的白银，在巴黎还是在松苏，都是一样的。
但这个借款方案本身，就只是一个必然被排除的凑数选项。
如果法国能通过自身改革，解决财政问题，那为什么还需要向大顺借钱呢？
如果法国只能选择向大顺借钱，解决财政困难，那怎么可能足以完成财政改革呢？
大顺使节团的这些人，对法国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因为法国的很多东西，真的和大顺大明的一些情况很类似。
比如，法国按照财政计划做出来的统计，法国国库每年收到的税收大约是2亿里弗尔；可是，民间统计下，实际上法国的总税收，在大约7.5亿里弗尔。
哪怕到法革时代之前，法王依旧不理解：法兰西的赋税额度，实际上比英国要低，为什么百姓会感觉到赋税很重呢？
实际上，法国进入国库的税收，最高只有GNP的6.5%。远低于英国的14%。
但是，进入国库的税收，和民众承担的赋税压力，完全不是一回事。
至少，在法国和大顺，肯定不是一回事。
就像是大顺的国库收入，理论上也就是二十税一的水平。可实际上，哪怕是一些士绅，他们也真觉得税收太重，喘不动气。正如很多士绅感叹的那样，国课最少、摊派太多。
这种问题，能解决吗？
一本名为《国家财富》的小册子，通过核算，确信法国的税收潜力，可以达到每年6亿9800万里弗尔，也就是大约一亿两白银。
很多人激烈反对，认为出这个小册子的人，估计连最基本的数学都没学过。
人们的疑问，主要是“人民承担的税收更少了，可国库的收入更多了？这可能吗？”
可能吗？
实际上，当然有可能。比如大顺在松苏搞的全面十一税改革，就真的达成了人民承担的税收更少了、但是国库的收入更多的了效果。
只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种改革，实在太难。
大明、大顺都试过，要改，就要准备好伤筋动骨。
而且，经常情况，就是改出了黄宗羲定律，旧税依旧在、新赋又加增，根本达不成以新代旧的效果。
这是一点。
再一个，法国的社会，已经明显地撕裂了。
巴黎高等法院，对抗财政改革的依据，是法国封建时代的“自由”理论。
巴黎的中产阶级，也谈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
词，都是一样的词。
但念出来之后，两边对“自由”的定义，完全不同。
巴黎高等法院的自由，是说“政府凭什么有资格去清查田亩？凭什么可以丈量土地？这明显侵犯了法国自古以来的自由传统？”
显然，这个巴黎中产阶级谈的自由，真的完全不是一个意思。
巴黎高等法院说的这种法国封建传统的自由、宪章，是封建贵族对抗完全的自由和宪章。
不是启蒙学派的那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大顺大明的士绅，也经常拿以民为本、不可与民争利之类的传统的东西，来对抗皇权。
那么，他们说的民本、不与民争利……这里面的民，是谁？
民，还是那个民字，字都没换，就像是巴黎高等法院说的自由，和启蒙学派说的自由，是一样的东西吗？
当同文化、同文字的国家群体，对某个字、某个词的理解，呈现出严重分化的状态时，只能证明，其内部的阶级已经割裂。
所以，其实都是差不多的玩意儿，换了层皮，都是在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最终都达成了对抗皇权和王权神圣性的历史使命。
大顺这边的人，对这一套，真的是很熟悉、很熟悉，不会因为换个皮，就看不明白了。
不还是名义国课和真正承担税收压力的区别吗？不就是拿着传统的那一套理论维系自己利益的老花样吗？
因为很熟悉。
所以很清楚：改革？改个屁！
法兰西要是能出台一个完善的、且被高院和三级会议认可的财政改革方案，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巴黎高等法院，反对清查田亩、反对一体纳粮，不在法王的财政方案上签字，相当于内阁不发。
启蒙学派和支持土地征税的请愿书，支持田亩税，但前提是“法王放弃一部分绝对王权，把征税权交给三级会议，并且塑造一个真正的、集权的、统一的、地方势力被荡平的法国”。
法王自己又不想放弃王权。
所以，改不了。
也所以，大顺张嘴说话又不花钱，开口就是“钱不是问题”，但实际上压根不想借钱。
舒瓦瑟尔公爵对此，并无不满，相反，非常高兴。
一个封建王权国家，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是会选择内部变革，还是寄希望于借外国兵助力？
这一点，两边都无区别，明末的事，大顺深有体会。甚至于大唐也借兵，都城随便抢，这都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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