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朝鲜国是自发走到这一步的，其实权哲身和孟松麓倒也不至于弄成鸡同鸭讲，根本讲不通的程度。
大顺这边的改革派，或者叫托古改制的复古派儒生，对正常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痕迹去理解的。
也就是说，即便孟松麓说的东西，权哲身不懂；但权哲身苦闷的思索，孟松麓能懂，因为曾经经历过，至少也能从天朝这边的史书上读到。
可偏偏，大顺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工业革命，摧毁了朝鲜国正常的、自发的历史进程。
朝鲜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苏南纺织业革命和仁川开埠之后，对朝鲜国士大夫聚集区汉城周边农村的冲击，是被外部力量催动的。
这些东西，孟松麓是无法切身感受的，也是不可能从史书中找到类似案例的。
他就算翻遍史书，也在过去找不到“本国手工业被外部力量冲击”的故事啊。
和东北的情况看着有些像，但又完全不一样。
大顺对东北的开发过程，是资本直接从零开始的塑造。东北之前即便有移民，但因为气候、环境、土地等因素，男耕女织小农经济都脆弱无比，资本一冲即破。
朝鲜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旧制度很坚固，从李成桂到现在已经数百年了。
东北算是平地起高楼；朝鲜国则属于是城中村改造。
以朝鲜的实物税来做例子，就可以很明显地理解朝鲜国和大顺之间的巨大不同。
比如朝鲜国的军布，其实就是一种实物税。
农兵合一制，转为常备军制，肯定得加税。
要养兵。
养兵得穿衣。
穿衣得用布。
布得靠交税。
不服兵役就交税、纳布。
根据黄宗羲定律可知，因为这玩意儿是按照人头收的，必然导致大量的底层选择投效贵族士大夫去逃税；以及贵族士大夫必然隐匿人口。和明朝的投效、诡寄问题都一个道理，然后这些税都压在了社会中坚力量的良丁头上。
然后，必然社会矛盾激增。
再然后，旁边就是个宗主国庞然大物，农民起义推翻是不可能的。
那么，就只能是自发尝试改革。
改革嘛，经济情况就是这样，改来改去无非就那几样。
摊丁入亩。
摊亩入丁。
士绅贵族优免。
士绅一体纳粮。
基本上就是这四种玩意儿，排列组合、拆分重构。
和明末的思想家类似，朝鲜那边的儒生，也是针对这四种排列组合，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有把税按照人头均摊在每个人头上的口钱法。
有要求“士绅”一体纳粮的户布法。
有摊丁入亩的结布法。
还有诸多类似的这种排列拆分组合的设想。
改来改去，也就那么回事。
如果，没有大顺入场、没有釜山租借、仁川开埠、苏南轻工业革命自织机下乡，之后的演化路线是非常容易推理的。
大家都要缴纳军布。
必然催生家庭手工业的发展。
我善于织布，我就织布，然后大家都需要缴纳布匹作为税赋，肯定会有人拿东西来和我的布进行交换。
交换的增加，促进了商品经济。
这里面，即便没有金银货币，也不是说就完全不行。本质上和刘钰在苏南进行的全面税收货币化改革是一样的——朝廷不收粮食，所以才会逼着每个人把粮食卖了换成货币，这是最快的推广货币的办法，只要底层还没有抗税起义的能力。
朝鲜的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作为货币和商品两种属性。
如同大明的白银，从商品变为货币一样。
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
下一步就是农村旧制度瓦解、贫富分化、土地兼并、货物商品化。
但问题就在于大顺的工业革命爆发了。
因为军布税收改革而刚刚出现、刚刚发展起来的朝鲜家庭手工业，是真的顶不住大顺棉布的冲击。一点也顶不住，几年就彻底崩了。
而且，这里面朝鲜国的税制，真的是帮了个大忙——军布制度下，几十万人要买棉布交税。
朝鲜国自己也美滋滋：通过还米制，也就是朝鲜特色的强制青苗贷，利息赚一波；还米利息米卖给大顺换了棉布，再把棉布卖给百姓，再逼着百姓用布交税，再赚一波。
朝廷收入蹭蹭的涨。
本来是个两条腿轮着往前走的过程：家庭手工织布业发展，农民破产土地兼并，城市发展，以手工业为中心再逐步吸纳这些破产的人口。
现在是因为大顺工业革命的爆发，直接把另一条腿打折了。
农村破产了，手工业没发展起来。好容易靠着之前中日贸易品二道贩子积攒起来的那点资本，全都流向买办商业集团了。
买办嘛，哪国都一个吊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恨不得英国的羊毛纺织业和棉布纺织业全都死掉，让印度棉布直接毁灭英国的传统纺织业。
法国东印度公司，恨不得法国的殖民地咖啡种植业，全都破产，从而打开茶的销路。
荷兰东印度公司，更是再被大顺夺了南洋之后，迅速全面与大顺合作，一起消灭荷兰残余的那点手工业行会。
于是朝鲜国也就出现了孟松麓此时完全无法理解的现实。
这个现实，被刘钰在大顺死死压着，包括断运河、改盐政、控棉纱等，都是在极力防止苏南对周边省的冲击。尤其是断运河，使得内陆运输成本增加，初步工业革命的优势被运输成本抵消，顶到安徽就顶不太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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