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刘钰出手组建贸易公司之前，大顺商人是处处溃败。
在日本，被日本拿走了日本铜的定价权。
在广州，被西洋人拿走了天然垄断的茶的定价权。
这就真无话可说了。
铜，日本是生产方、大顺商人是购买方。
茶，大顺商人是生产方，西洋商人是购买方。
总不能说，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购买的时候拿不到定价权、出售的时候也拿不到定价权吧？
生产、购买，这两者可是极端对立的，按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个拿不到、另一个必然能拿到才是。
除了无能之外，还有别的解释吗？
如果说，当年在巴达维亚被扣船，被荷兰人逼着低价赔钱卖茶，那是朝廷无能。但坐在家里，手里把持着天然垄断，被人拿捏成这样，这就真说不过去了。
有些事，刘钰真的是觉得可能中国的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如果说，大顺之前搞自由竞争的贸易，使得内斗频频，互相压价。
那满清搞十三行，几乎已经是小圈子垄断了，依旧还是定价权被西洋人拿在手里、还要被迫卖呢绒。
这就真的挺难理解的，刘钰前世活那么久，是真没见过垄断行业能被人轻易拿走定价权的。
在又一次刺激了这些商人、让这些商人内心遭受了自信打击之后，刘钰见这些商人面色已经没有不好意思、而是被他常骂以至于习惯后，无奈地笑了笑道：“之所以要先说武夷运河的事，便是要说一些公司的成本开支，是非常重要的。”
“运河、运输，这是一部分。”
“香料的垄断、护航、巡查、缉私，这也是能够赚钱的必要投资。”
“驻军、军费、堡垒。”
“造舰、大炮、土改。”
“在阿姆斯特丹修港口、在开普修补给站、维系几艘战舰的护航规模、在茶叶产区安排检查封箱封条。”
“种种这些，都是开支。你们觉得，是不是必要的呢？”
“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说，包括之前的对日本的贸易公司，也必须要承担一定的军事义务，正因如此。”
“这些开支，本就是保证450%毛利润的基础。没有这些开支，也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
“这一点，我是必须和你们说清楚的。”
“按说，我来监管你们，只要保证利润、保证我承诺的最低年息，这就够了。”
“但总有一天，我不可能一直监管。我希望你们能够成长起来，董事会日后做决定的时候，要适当地向前看。”
“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不要只看今年的利润、明年的利润。不要只看投资运河要花几十万两银子，却不想想修好之后能得到多少钱的回报。”
“我知道，有人觉得，每年抽走百多万两的银子，给朝廷，建海军、修炮台，很多人觉得冤屈。”
说到这，很多人有些羞赧地低下了头。
内部关于每年要被朝廷抽走百多万两银子搞海军建设，的确很多人心有不满，觉得朝廷又在吸商人的血。
这种不满，刘钰心知肚明，是以今天先用武夷运河，让武夷茶的利润从100%涨到了450%这件事，说一下必要开支的重要性。
让这些被勤劳的劳苦大众惯坏了的、养废了的商人阶层，不说回到先秦时候“奇货可居操控政治”的水平，最起码也得达到“财阀对内残忍、对外扩张”的水平。
如今大顺的工商业发展，走的其实就是国家扶植财阀的路子。
已经渐渐兴起了几大财阀。
对日贸易财阀集团；南洋银行业和种植园业财阀集团；造船机械采煤冶铁财阀集团；海外出口财阀集团。
朝廷有股份、勋贵王公有股份、皇帝内帑有股份。靠着皇权的支持，授予一些便利和垄断权。
搞垄断性质的大财阀，既便于朝廷控制，也便于集中力量。
做财阀，得有做财阀的觉悟。最起码财阀得知道什么时候得舍得花钱、什么地方的钱不能省。
当财阀若是当成内残外忍的水平，那就真是扶不起来了，老老实实当四民最贱的那个就行了。
大顺是个讲究“道理”和“名正言顺”的国度。刘钰既然选择了监管，就需要和这些人讲明白道理，在商言商，只从单纯的商业利润的角度去讲。
至于说商业利润之外的东西，比如加强对南洋的控制、为大顺找一个人口泄压阀、为将来战争准备战列舰等等这些，他并不提。
他希望将来有一天水到渠成，等到对英开战的那一天，这些被寄予财阀希望的大商人们，会是全大顺最支持开战的那群人。
甚至，会用低息回报买足够的战争国债。
若能做到那一步，也算是他们有了自我的阶级意识，至少有了做统治阶级的觉悟——为自己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承担义务。
什么时候能拿出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那般积极的阶级觉悟，去搞对外扩张、对内煽动，什么时候这群人就算是真的觉醒了。
但现在来看，距离拥有这样的意识还早，还得一步步地培养。现在就整天琢磨着永禁齐行叫歇、请朝廷放开土地购买等。
既是个漫长培养的过程，刘钰也就点到即止，并没有继续往深里说。
在众人沉默了一阵后，刘钰笑道：“罢了，来日方长。今日是公司大喜的日子，我就不这么煞风景了。点到即止、点到即止。刚说的有些沉重，现在便说说和茶叶有关的、令人高兴的事。”
他回身在幕板上擦去武夷运河字样，又写了两句诗。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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