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西学东渐，和大部分文化交流一样，都必然有个问题：既有精华的交流，也有糟粕的交流，有时候又是精华和糟粕混杂一起的。
有句话叫想要某某，就会得到某某的一切，大抵也是差不多的。
徐圭和蒋友仁关于大顺这边特殊的天主教的讨论，便是如此。
不能说全是烂的，有些事朝廷不管，自会有人管。反动并不一定全是坏的，只是个中性的描述词。
均田归公之类的口号又不是第一次喊，连北派的儒家都有很多人试图恢复井田制，折中下来也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
然而朝廷又不管，也无力管，这自然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天主教不经过华夏特色的魔改，很难传播开。毕竟华夏不是文化荒漠般的美洲和黑非洲，是有非常灿烂且深厚的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之后的妥协，当然会搞出许多奇葩的东西。
往回退是必然失败的。
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每一次简单的几个字可以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大顺这种人口体量下能被记录为经验教训、此路不通的，估计至少也得波及几百万人口、死个大几十万人。
寻常一州一县几万人规模起义的事，根本连上史书的资格都没有。
问题就摆在这，朝廷想解决，理论上也不是不能解决。
但现实就是既没有钱、也没有能力、更没有手段解决。
况且岭南这事还不是简单的、非常传统的单纯的土地问题。而是新时代之下所出现的特有问题，之前是几乎没有过的。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地上也上演过一次，海运兴起导致的西域衰落，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并不是之前统治的核心区，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西域的价值下降，明王朝对西域的兴趣不是太大了，已然是标准的赔钱货了。
这一次却发生在王朝的核心区，岭南如今当然是核心地区。而且还不只是农民问题，更牵扯到几十万因为贸易路线变更而失业的非农业人口。
这些问题，蒋友仁和徐圭都不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视角，也没有去做一次社会调查。
蒋友仁只是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徐圭也对此非常支持，认为若以澳门为基地，在这里培养一些唐人传教士深入内地，的确是个好办法。
西洋人的模样会招致警惕，官府也容易出手抓住。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发展成多明我会在福建那般，当地百姓挖地窖誓死保护传教士的。
而这个想法的前提，恰恰就是澳门不能被大顺收回，继续作为一个窝点，远远不断地对内部进行侵蚀影响。
蒋友仁的视角里，澳门问题，关乎耶稣基督在大顺的未来。
自然，在经历了这一次被香山县令训斥之后，蒋友仁担心恐怕澳门不保。
是以，他觉得，无论如何，这一次最好的可能，也就是彻底和鸦片贩子、人口贸易割裂，只要能保住澳门，那些都是可以、或者说理应抛弃的。
保住澳门，是最高优先级。
这一点，他和澳门的议事会、军头、教会等，无可非议地达成了共识。
…………
与这些或是为了贸易、或是为了财富、或是为了传教等等目的，觉得无论如何要保留澳门的这些人不同。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澳门是否收回，毫不在意。
他们关心的，是另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一次搜出的鸦片里，有半数是英国在印度那边弄的。
虽然搞了挺多形式上的东西，程序上似乎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关系。
然而。
道理这东西，和国力息息相关。
若大顺国力弱到英国觉得劳师远征也能打的大顺满地找牙的程度，早就不废话派兵兴师问罪了：中国凭啥扣押我们的货船、凭啥没收合法的鸦片？
然而现在国力别说劳师远征来大顺，就算在印度打，英国也占不到便宜，这时候哪还敢扯这些话？
虽说程序上做了诸多的保险，又是让鸦片贩子写声明不会往中国卖、又是悄悄告诉鸦片贩子出了事是你们自己的事别把公司抖出来。
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全权代表法扎克莱，这个中国通却明白，这些东西，在大顺根本就是扯淡，毫无意义。
道理有个卵用？大顺这边正在大张旗鼓地组建对欧洲的贸易公司，显然大顺这边是借机生事，来限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嘛。
大顺得傻到什么程度，这时候讲什么程序正义，说此事确实和东印度公司无关？然后开开心心地让英国继续贸易，抢走自己人组建的西洋贸易公司的贸易份额？
况且主管此事的，在法扎克莱看来，还是大顺这边最狡诈、最阴险的官员。和傻，实在太远。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在意澳门，也不在意传教，不在意人口买卖，甚至可以弃军保帅暂时停下鸦片贸易。
然而，对华贸易却绝对不能被打击。
当年乔治·安森事件之后，都知道刘钰对英国有种不知理由的讨厌，甚至以至于有英国人怀疑过刘钰就是个隐藏的天主教徒，站在旧教的角度亲近法国。
法扎克莱当年在广州负责坑荷兰、法国、瑞典等国的东印度公司，掌握了颇多在大顺活动的基本技能。当年各国使节入京的时候，他也是力主多送礼，并且将一万多英镑的银子用在公关送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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