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聚乐第出来，秀家在次去探访了一便丰臣秀长之后，又在京都停留几日。
一来是等从冈山送来的人参，秀家需要亲手送到秀长府上去，至于明医聚乐第里就有现成的。
二来则是等待秀长和秀吉这边的最终谈判，等了大概十来天，从秀长口中听到大局基本已经确定的消息后，秀家这才马不停蹄的回冈山去了。
秀家参与完小会之后，知道自己需要独自负责一个方面的战斗，在提前知道战事必然可能延期的情况下，必须要做好物资保障的工作。
于是在回到冈山的第一件事，就让长船贞亲增加去关东采买粮食的预算，同时让他们去九州等地购买粮食。
事实证明丰臣秀吉和秀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在秀家离开之后他又和浅野长政和石田三成开了个小会，让他们效彷当年鸟取故事，去关东地区采买粮食。
于是在一时之间丰臣和宇喜多的商人在关东地区打着西国灾荒的名义大肆购粮，一时之间关东地区的粮价在短时间内大幅飙升。
最为关键是秀吉不仅是在关东买粮，更让德川家康在东海道、甲信地区，让前田利家、上杉景胜在越后地区购买粮食，使得关东周边的粮价也有大幅上升。
小笠原秀贞由于提早从秀家这边收到消息，也提前和秀家一起在甲信、关东地区购买粮食进行囤积，待秀家第二封信随着秀吉要求他准备军粮的命令一同抵达之时，他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而信浓地区唯一没有靠山的真田信幸就惨的多了，本身就和德川不亲、又接连恶了上杉和秀家，等到自己接到秀吉要求为北国军团准备军粮的命令的时候粮价早就已经翻倍。
别说依照要求准备粮食了，就连自己出阵时候的军粮都不一定能配齐了。
秀吉这边的商人眼看关东这边粮价已经虚高，干脆跑远一些从东北地区买粮，走水路运到骏河之后再运至松本。
骏河的德川家康本来也在受命囤积粮食，他本来的要求是领内行商之粮粒米不得出境，许多粮商人的粮食被他直接征收了。
即便是有其他大名背景的商号，过路的粮商也被要求上缴2成的粮税，短时间内德川家康囤积的粮食早就超过了自用所需，完全成了借着政策命令从民间搜刮财富了。
但是在面对数十艘装满粮食从东北驶近骏河清水町的商船时，尽管眼馋却只能下令放行。
无他，全因这只商队挂着的是代表秀家的龙胆五七桐纹御旗，五七桐纹旗帜现在可是宝贝，整个天下能配此旗的大名屈指可数，家康实在是不愿意惹上秀家。
粮价短时间内异常的高企，再加上周围大名对待自己明显的敌意，身处旋涡中的北条氏政与北条氏直父子不可能不清楚这是战争的信号。
但是当他们作出反应的时候已经晚了，关东的粮价已经高的离谱，有的地方的粮食已经涨到了与金同价的地步。
面对眼下这种情况，如果照例以贯高制向领民收缴赋税，民众只需要转卖很少的粮食就能交上税，可是凭借这些钱财北条家却买不到粮食啊！
还记得此前说过贯高制大名在秋收时候收粮的便利吗？
虽然官方对贯高制和石高制在统计的时候只是进行纸面的计算，但是在实际情况中秋收之后粮食在短期内增多形成买方市场，农民为了筹集税前只能用低价卖出更多的粮食。
而大明和领主们在收到税前之后，再用低价从座商手中购买比标准石高制更多的粮食，这部分粮食即便不吃，待到明年春黄不接的时候拿出来卖也是能赚得一大笔利润的。
可以说无论是日本的贯高制，还是明朝的一条鞭法，本质上是简化了征税的流程，但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粮食作为等价货币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坑害农民的法律。
此外石高制比贯高制更加灵活，比如某个小村子在深山里没办法种地，但树木多盛产木炭，那么可以用木炭来抵消地租，每年只需要上缴一定的木炭就行了，仅有的一丁点土地种出来的粮食留给村民们自己吃。
但如果是陈旧的贯高制，那么农民得自己把粮食以及木炭背出山区卖掉，并且换成钱来给封建领主交税，古代又没有高速公路，这一路上消耗的粮食和人力成本可是很高的，弄得农民苦不堪言。
比如你作为一个农民，领主要你给我20人民币作为交税。
而你农民手上只有日元，所以你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给我，但市场上人民币少，你用17日元兑换不到，可能要用25、30元才能兑换到，这样你就要多付出成本才能完成交税。
或者我领主仁慈，表示收日元也可以，但老爷我到京都兑换也要手续费，所以你不能给我340日元，而是要给我500甚至600日元。
你是农民你肯接受？
贯高制本身就是从镰仓时代、室町时代遗留下来庄园制经济的残留产物，计算出来的土地税是虚的，总之你可以理解为时代的眼泪，等到了安土桃山时代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相比较西国，关东地区更加复古，对于压迫接受程度更高，对于武士阶级更加敬畏。
因为很多普通民众在几百年前都是被征服的阿依努人后代，数百年来就被灌输被压迫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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