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听了，想了一会道：“如此刑罚，会不会太轻？”
王宵猎道：“公布刑罚的时候，要特别说明，印制的刑罚更重。说白了，画会子，不是重罪。”
郑克听了点了点头：“属下明白了。”
其实郑克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判，心里总觉得判得轻了。
郑克告辞离去，王宵猎命手下搬了一把交椅，坐在花丛旁边，慢慢喝茶。
官方做事情，要有原则。像民间制假币的案子，当然以危害为原则，酌情量刑。自己画假币，再是卖命，也不可能画多少。对于画的人，判刑也就不必重了。如果是印纸币，哪怕是同样数量，也要重刑。
法律定出来，犯法的人实际上会分布为一条曲线。需要执法者注意的，是这一条曲线的分布。执法者掌控曲线的标准差，既有效的管理社会，又不会让百姓觉得法律苛刻。
这就跟工厂里，控制质量的标准差一个道理。我要让产品的质量达到什么水平，有多少不合格是可以接受的，出现了异常，让质量曲线变形要赶快处理。而不是去争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争论什么是公正公平，争论法律该怎么做。法律是社会管理的工具，本身既不代表公平，也不代表正义。
中国的法律，是从西方学过来的。法律学者说起法律来，动辄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讲起，加上西方现代学者的一些话。甚至要从上帝讲起，说人和神的关系，最后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绝大部分文明，政权最初都是从神来。经过演化，中国变成了从天而来，欧洲变成了从神而来。君权天授和君权神授是不同的，认为相同，是你没有想明白而已。
最后皇冠落地，世界绝大多数的政权变成了权从民来。但是大部分国家，没有想明白政权为什么要从民来，怎么从民来。他们只是从欧美学了一套体制，把自己生硬地套进这体制中，浑身不舒服。
皇冠落地，政权便天然地带了神的生质。这个神，不是上帝，不是各种各样的自然神，而是从民来的，用其他的文字不足以表达，称其为神。
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政权带有神性，自然也就带有视万物为刍狗的特点，有点不近人情。用工厂里管理质量的方法管理社会，就不近人情。
但做官的到底是人，而不真的是神。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就有了各种意外，要处理各种意外。意外的处理，正是官员显示自己人性的地方。如果做的好，这些不符合神性的地方，就是官员的光辉之处。
如果把犯法人的分布视为一条曲线，则最集中的区域，处理是没有争论的。这些没有争论的地方，应该由吏来处理。有争论的地方，由官处理。处理事情的不同，是官和吏的不同。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引入了天人感应。后人经常说，引入天人感应从认识论是退步的，在政治体制上还有可说之处。其实在认识论上，如果认为天的含义是逐渐进步的，那么董仲舒的理论也不算退步。而天人感应在政治上，为天子套上一个紧箍咒，肯定是进步的。
面对传统文化时，如果后人只是从西方学一些定义来进行批判，肯定是不够的。也可以说，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关于西方文化没有学通，关于传统文化也没有学通。
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古代文化落后了，更不能说古代文化是先进的，批判继承，是需要后人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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