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十月，北京方面已经知道有明潞藩南渡江南，被明南都百官拥为弘光皇帝。
当时因为清廷派出阿济格、多尔衮两位亲王率清军主力西征李自成（河南顺贼），加之山东招抚事项因为淮贼崛起失败，所以有部分满洲权贵将历史上金宋局面拿来，认为满洲将士不耐南方炎热，并不擅舟船，将来取南方之地得不偿失，不若遣使同南方弘光政权接触，仿效金宋故事，与南方明朝议定划江而治，令南明向大清输送岁币。
这个观点在满洲上层很有“市场”，包括郑亲王济尔哈朗都支持只夺北中国，因为这样不仅能让大清同明朝之间罢兵，还可以让明朝助大清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等贼兵。等将来满洲国人于关内繁衍百万人口以上，统治稳固之后再看是否南征。
而且，满洲将校中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普遍对明朝有好感，甚至在入关之初，很多中下层的八旗兵真的以为自己是替大明的崇祯皇帝报仇，称自己乃助中国的满洲义兵。
如此一来，对于南下，不少八旗官兵内心里也是排斥的。
去年夏天阿济格率部从山西回师北京后，竟有不少满洲将校前往明崇祯皇帝陵墓祭拜，发誓要替崇祯皇帝报仇，手刃反贼李自成。
官兵“亲明”，与明划江而治，自是有人支持。
满洲大学士、多尔衮的亲信刚林却坚决反对这个方案，他说自蒙元以来，北京地区上自朝廷、达官贵人，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这个粮草物资的数目是惊人的，绝不是南明以“岁币”形式提供的金银、绸缎能够解决的。
最重要的是，因为大清兵的几次入寇导致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京畿地区残破不堪，大量土地荒废，再如何休养生息，短期内也不能提供大清征服李、张二贼及剿平其他土寇的粮食所需。
辽东历年存粮几乎都用于关内战事，朝鲜那边更是叫苦，说九王兴兵中国征调大量粮草，使得朝鲜国民忍饥挨饿，恳求大清皇帝陛下同九王能够体恤小国内情，予以宽免什么。
因此，刚林认为必须在重创李自成主力后立即挥师南下，夺取江南钱粮重地，支撑大清征服整个中国的宏图伟业。
要不然，这战事真的是打不下去的。
降清明朝官员中的“有识之士”们也均是反对同南明议和。
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言：“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
河道总督杨方兴说得更明确：“不得江南，则漕运阻矣，将何以成天下？”
一大批在北京降清，但籍贯却是在南方的官员也纷纷上书反对和南明议和，他们嘴上当然是说为大清统一中国而谋，实际上却是害怕出现金宋南北朝的局面，将他们和家乡的亲朋分隶两国，所谓关河阻隔，骨肉分离。
另外，就是“汉奸”念头作崇。
身为汉官降了异族，传统观念上降清的明朝官员肯定都是汉奸，这个名声是极其臭的，如果真出现南北朝局面，他们恐怕死后百年都得担上汉奸名声，令子孙蒙羞。
但要是大清征服中国，他们就是新的大一统政权的从龙功臣，天下都为清治，又何来汉奸一说。
或者说，天下官民人等皆是汉奸，又哪来的汉奸。
真有汉奸，也不过是汉族中的奸小抗拒王法，是贼，是匪，绝非什么义民。
在这种极力“洗白”念头作崇下，相当多的降清明朝官员自告奋勇替清廷四下招抚，就是希望早日能够让清廷统一中国，好让他们生前能为新朝功臣，死后也为后世敬仰。
于沧州遇刺的招抚南方总督大学士洪承畴是此类官员的为首者。
籍贯南方的官员更是竭力怂恿大清南征统一中国，并大谈特谈说什么江南民风脆弱，大军一到就能平定。
更有人说，都不须大军，只要兵至长江，传檄可定。
在豪格、孔有德山东败讯传来之前，多尔衮也是倾向于占领整个中国的，因为中国的兵马不管是贼兵还是官兵，对上大清兵都是不堪一战。
形势的发展也极其有利于清廷，经数月征战，大清兵已从入关时的十二万扩了一倍还多，降将如云，顺军又一路撤退，直接滋长了多尔衮要立不世伟业的雄心，故而六七月份间就开始着手秋冬以多铎为帅南征。
不想，山东一线的战局却是大不利清廷，一支自南直淮扬而来的贼兵竟然连败大清两阵，如今更是连辽东、京畿都受这淮贼威胁，多尔衮自然要重新权衡国策，至少是不能在局面不利的情况下再树新敌。
议政王大臣会议，多尔衮震慑满洲不服，随后在范文程的劝说下，有鉴局势恶劣发布文告：“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
这封文告中，多尔衮表示大清只是暂领北直、山陕，京畿，“不忘明室”的汉族官绅可以去南方辅立贤藩，共保江左，从而南北两方合力救中国。字眼中，更是给南方明朝政权以希望，他们若是有能，将来未必不能还都北京。
当真是极具诱惑，也充分显示了多尔衮的胸怀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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